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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狼烟四起的时代，坐镇北境的黑龙江将军寿山无疑是力主抗击沙俄的英雄人物。他和父亲富明阿、弟弟永山都是骁勇善战的悍将。富明阿参与过平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重要战役，曾“身被十二创”因伤致残，在吉林将军任上也颇多政纪。中日甲午战争伊始，寿山与弟弟永山“投笔而起，自请抗敌”，在奉天（今沈阳）招募义军，分别被授予统领之职，开赴抗日前线。凤凰城下，“永山独为殿，遇伏，连受枪伤，洞胸踣，复强起督战，大呼杀贼而逝”，在《清史稿》中与邓世昌并为一传。寿山则因“谋勇兼优，洵属不可多得”而累迁至瑷珲副都统、黑龙江将军。 黑龙江将军寿山这个在近代史上颇负盛名的抗击侵略的家族来自于正白旗汉军，袁姓，正是三百年前在刑场上写下“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袁崇焕后人，史称“崇焕裔死，家流寓汝宁，有子文弼，从军有功，编入宁古塔汉军。”仅从“寿山”“永山”“庆恩”这样满洲式的名字上看，将军们若是听到如今甚嚣尘上的“汉军旗人非满族”论，怕是也会拍案而起大喝一声“谁言吾非满族”的。可是，抗击满洲的英雄后人为何会反倒成为八旗的英雄？关于清代满洲旗份下的汉人和八旗汉军的确立，还真有些话要说个清楚。 被掳掠的劳动力 大约是长期受地广人稀、辗转游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女真社会并没有形成土地私有的观念，而是对承担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有着更为明确的占有意识。氏族部落时期的女真社会所形成的是贝勒（beile，酋长）---诸申/伊尔根（juxen、irgen，依附民、自由民）---阿哈（aha，奴隶）的阶级结构。在这种结构里，自由民向领主缴纳赋税，阿哈是主人（ejen，额真）的一种财富，他们的劳动产品及子孙也都要归主人及主人所在的家族所有。 明代女真社会的阿哈，主要来自于对外掳掠的朝鲜人和汉人。据《明实录》的记载，仅隆庆元年至万历十四年（1567—1586）的二十余年间，有记载的被女真、蒙古各部掳掠的人口就多大7300余人，同一时期《朝鲜实录》中关于女真人入境劫掠的记载更是不计其数。万历年间的辽东巡抚熊廷弼曾直言：“辽敝已极，辽人已空”“辽海迤西南之人尽。间有存什佰于万千者，边吏又不为之保护，听虏节年检拾无遗。虽使造物能生人，辽土善育人，而岁计所产，不抵所掠，辽于是无人矣！” 随着女真族群统一进程的发展，原本散布于各部的阿哈自然也随着部落的统一而集中起来，这些人往往是满洲旗分下包衣人（booi aha，家奴）的主要来源。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分配到庄园中，主要负责从事农业生产。但随着征战的频繁，他们又要以库图勒（kutule，厮卒、跟役）的身份跟随家主出征，或者打草喂马、采薪煮饭，或者协助家主抢掠人畜财物。在战场上，立有军功的库图勒也会被公正对待，奋勇杀敌得功者可以被取消阿哈身份、恢复自由身，不但可以照例拿到赏银、授予官职乃至世职，赎身的银子也由国家承担。这些在后金（清）与明正式交锋前融入女真社会的汉人，无论是在语言文化或族群认同上，满洲化的程度都非常深刻。 这些早期进入女真（满洲）社会的汉人，成为日后八旗满洲体系内汉姓之人的主要来源。其中“有时亦随主驰驱”的，被编入旗鼓佐领之中，而“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则被编入管领，同属于旗内的包衣组织。 有清一代知名度最高的汉姓包衣人——曹雪芹乌真超哈 汉人大批量进入女真（满洲）社会，是伴随着努尔哈赤对明朝宣战开始的。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取明朝边关重镇抚顺，抚顺游击李永芳出降，“编其降民千户迁兴京（今永陵镇）”；天命四年（1619），开原千总金玉和、王一屏、戴集贤、白奇策等人率部来降，铁岭参将“开门迎敌”；天命六年（1621），张大猷“自广宁来降”，祝世昌“率属三百余来归”；天命七年（1622），辽东巡抚王化贞的心腹战将——中军游击孙德功在广宁之战中“火线降金”，鲍承先“随众来降”。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伴随这些降将一同而来的，显然还有很多明朝建制内的士兵。与生息繁衍在辽东的普通汉人有所不同，他们毕竟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青壮年，属于军队中的“有生力量”，对于后金（清）的统治者而言，既要提防异动，又要充分利用。努尔哈赤参照八旗制度，将汉人壮丁陆续编立为十六个牛录（niru，佐领），分别隶属在八旗之下，由该旗旗主贝勒及固山额真统一管理差派。虽然这些汉人被收纳进八旗制度之下，但却逃脱不到处处受女真（满洲）人压迫的现实境遇。 “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获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 皇太极即位后，对汉官降将的愤懑与抵触情绪有所体察，也力图改变这种情形。在经历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接连失败后，皇太极深感火炮对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意义重大，因此在天聪三年第一次经喜峰口入关时曾有意“掳人铸炮”。据《清太宗实录》天聪五年（1631）正月初八日载：“造红衣大将军炮成。镌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第一批四十门火炮铸造完备，可是该由谁来操作应用呢？自然是那些熟悉三眼枪、百子铳、佛朗机铳、发熕炮和红衣大炮使用的明朝降兵。 明军火器明军火器于是，皇太极将汉人编为六个甲喇（jala，参领，即五个佐领），又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驸佟养性总理”，“汉兵一旗”正式出现，并被称为“乌真超哈”（ujen cooha，重兵），旗帜为黑色。关于“乌真超哈”的意思，曾有人认为是后金政权让汉军在战役中“披重甲”、作为“攻城填壕”的“炮灰”出现，因此名为“重军”。事实上，“乌真超哈”之称源自于汉军旗在八旗军中所承担的重要任务——炮兵，火炮的装载往往需要“挽车牛骡”，与骑马的旗兵相比自然是“辎重之尤者”，因此以轻重之重称之。并且从已知的史料中看，后金对汉军旗配给的装备也并非特殊的重甲，而是与满洲旗一样的绵甲，因此“炮灰”之说，当为杜撰而来，子虚乌有。
八旗汉军 乌真超哈编立的当年，便在大凌河之役中协助攻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崇德二年（1637）取皮岛后，又收编了为数众多的明朝军兵，于是将本有一旗的汉军分为两旗，左翼由石廷柱任固山额真、右翼由马光远任固山额真，旗帜仍用玄青色。崇德四年（1639）六月汉军旗再次扩编，“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每固山（gvsa，旗）设牛录十八个、固山额真（都统）一员、梅勒章京（副都统）二员、甲喇章京（参领）四员，详见下表： 崇德四年汉军四旗情形此时的汉军为何会出现两旗共用同一旗色、同属一名固山额真的现象呢？因为此时固山下的牛录依旧隶属于同旗色的八旗满洲旗分，并非独立的编制体系，因此此时的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产物，不同于日后的八旗汉军。 崇德七年（1642），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之战的胜利，不但俘获了为数众多的明军，还缴获了大量的火器。据魏源《圣武记》所载，清入关前共有汉兵“二万四千五十”，光绪朝《会典事例》则记载有汉军佐领157个，又5个半分佐领，若仍以皇太极时期150人为一佐领测算，则恰为23925人。此时，对内有编立八旗蒙古的先例，对外，有利用火器进击明军“以汉攻汉”的考量，清太宗皇太极开始正式编立汉军八旗。 “设乌真超哈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张大猷、马光辉、祖泽洪、王国光、郭朝忠、孟乔芳、郎绍贞、裴国珍、佟代、何济吉尔（蒙古）、金维城、祖泽远、刘仲金、张存仁、曹光弼为梅勒章京。” 从公元1615年八旗制度的初立至此，后金（清）政权历经27年完成了满、蒙、汉军三个部分的完备。有清一代，虽然八旗之下有过佐领的增设、合并、顶补和裁减，但“八旗二十四固山”之制却始终没有改变。不容忽视的是，汉军旗人和蒙古旗人一样，在入关前就已经剃发易服，在八旗制度下与满洲人共同出征共事、生活交往，说满语、书满文，旗内通婚，入关后同一旗色的满洲、蒙古和汉军又同被安置在一个生活区域之中，自然在情感和民族认同上日趋接近，并最终融合为一。因此，虽不能简单的将旗人等同于当今的满族，但若纠结于八旗内部的所谓血统来源而坚持“满洲旗内汉姓非满族”或“汉军旗人非满族”论，则亦有简单粗暴之嫌，难以服众。 言及至此，有必要明晰一下八旗汉军、汉姓包衣人和八旗户下人之间的区别。 八旗汉军的来源为战争中的明朝军兵，性质与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一样，属于“奉职于国”的旗分佐领，这种佐领又可以细分为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和公中佐领三种。概括而言，勋旧佐领和世管佐领都是由国初归附、投奔而来之人编立的，都可以世袭。而公中佐领是由朝廷直接任命的，不可以世袭。 包衣人在本质上是满洲人的家奴，是“奉职于家”者。作为汉姓包衣，他们虽为汉人出身却脱离了汉人的身份与地位，接受八旗组织的管辖，是具有一般社会平民所具有的权力的特别人群。而真正意义上的旗下家奴，是所谓“八旗户下人”（也有人自称“随旗人”），他们才是完全意义上没有独立人格的“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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